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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月26日 夫差与勾践 我妈看《卧薪尝胆》，我也跟着瞄了几眼，这故事挺好看的，但我总觉得别扭。
首先我想不明白，这勾践怎么就行周礼了，他一心想灭吴国，这不符合“封建”的本义。我看夫差倒有几分尊周的意思，做个上王，保留属国的宗庙和领地，这才是儒家的理想秩序，并非靠武力去征服。
而夫差之所以败，在于他没那个命，一个凡人，非想用圣人的方式取胜。如果按照勾践的方式去对待越国，他早就一统天下，成为霸主，但如果没有绝对的实力、上天的眷顾，仁者只会成为败寇。
再者，夫差不该自杀，这就是他不如勾践的地方。即使吴国灭了，但只要夫差在，哪怕他做不了任何事情，吴人也会有希望。你可以做的事情，不等于你亲自做的事情，夫差没能达到圣人的境界，因此，他敌不过勾践这个流氓。
勾践是个流氓，不过流氓也可以当领袖。夫差和勾践都算不得政治家，他们是煽动者，是过去意义上的领袖。记得几年前，有人在人大在线说我搞政治，cat还为我辩护，其实cat说的政治和那个人理解的不一样，cat说的是现代意义上的政治家，靠理性思考，而那哥们本质上是个煽动者，和我一样。
夫差称王，勾践称臣，这本是最理想的结果，可勾践他不认命，所以这世界就失去了和谐。更糟糕的是，夫差非想以仁义服人，结果他败了，进而，这世界又失去了正义。
早知如此，夫差应舍王道而取霸业，灭了勾践的人，存了越人的国，这才有所谓公平可言。对待勾践，你必须以血还血，以牙还牙，再定他个反人类罪，否则，就可能连公平都失落了。
可勾践是个弱者，弱者就遭人同情，虽然他骨子里是个流氓，但只要不服输，就一定会受到追捧。所以这扯皮没完没了，永无止境，到头来还是没有和谐、没有正义，只有个虚情假意的民主，迫不得已的公平。
只有仁者或圣徒，才是真正的解脱之路，仁者包容异己，圣徒皈信上帝。东方和西方，给出了化二为一的不同道路，只有他们才是无敌的，因为在仁者、圣徒眼里，根本就无所谓敌人。
所以，夫差是可爱的，至少，他有个作仁者的梦。
1月22日 我要当大侠 今天下午，红柳同学说我和麦朵比较配，因为我们都有点孩子气，虽然孩子气的方向有所区别。
到了晚上，我把它讲给麦朵听，麦朵问我听别人说自己孩子气是啥感想，我说心里有那么点欢喜。
麦朵说，其实要在一年前问她，孩子和成人哪个好，她一定会选择孩子。不过现在的麦朵有点犹豫，因为当孩子实在太累了，那些纯洁的理想在这个世界上，总是很难容身。
她说当孩子也挺好，在那些动画片里，孩子总能拯救成人，不过在她心里，最喜欢的还是大侠。
我靠，我要当大侠。我要当大侠。
12月31日 盘点2006 这是一年前的计划，现在做个盘点。
一、把书稿出版，送给一些朋友。
（本以为这条是最容易的，结果一拖再拖，到现在都没弄完，我发誓要在这个假期把这件事情解决）
二、发表两篇论文。
（截至年底，发了三篇论文，一个期刊，两个论文集，和我想的两篇期刊有所区别，但基本达标）
三、到年底时，把佛学院的论文做完。
（被评为学校的优秀硕士论文，入选清华、北大、人大的三校论文集，下半年我又对它进行大改，等着看我改好后的论文）
至于费孝通奖学金，日本，博士和想象中的印度之旅，都是不可求的事情，能成功的话是我的幸运，如果一件都不成，也是本命年的使然。不管怎样，我都要好好的生活，读书旅行，和朋友们分享快乐。
（费孝通奖学金、博士成了，日本、印度搁浅，得失尚无法判断）
我对2006年是满意的。虽然在新年伊始，对未来有点迷茫。日本的事情是个不大不小的打击，但比起两年前，我已经足够平静了。这一年基本围绕汉人喇嘛的论文展开，初步的结果给我以信心，我已经清楚自己的水平在同龄人里是顶级的，对于一个曾经的后进生，这一点尤为重要。
至于写作的过程和感受，还需要慢慢去体会，这篇文章毕竟还没有结束，未来的两到三年里，它都会是我研究的主题。我相信和其他人相比，自己幸运地找到了足以立命的题目，至少在博士开始时，我起跑得非常顺利。
下面是我2007年的计划：
一、把欠人家的书稿写完
二、至少发表两篇论文，其中一篇要发在《社会学研究》
三、考G
 四、习惯孤独
  12月23日 你们被耍了 一年前的现在，燕海鸣同学给我发邮件，说自己要去华盛顿看姚明，然后让我千万在电视里找他，体育馆最上面那层，有个喊“傻比、傻比”的就是他。
结果还没到华盛顿呢，姚明就折了，燕海鸣同学根本没去看，白花了丫辛苦攒下的那点美金。
就在上个月，燕海鸣同学貌似永别状地告我，这次去德州看姚明，让我继续在体育馆上面找他，不过倒没说骂傻比。结果他刚告我两天，麦迪就折了，我心里盘算着，丫命也太背了。
好在姚明没啥事，还发挥出色，拿下马刺。晚上在新浪看新闻，看见一特有意思的摘录如下：
“在今天的比赛中，姚明的表现让马刺主场的球迷倒戈，那是在比较远的一个看台上，但是他们的叫声却飘到了场上“M-V-P! M-V-P! M-V-P!”
操，什么马刺球迷，我敢保证是丫燕海鸣喊的，典型的他的风格啊。
 11月17日 一生的折磨 如果等公车等了四十分钟还没来，是宁肯倒一次车马上走，还是继续死等？这是我今晚思考的问题。
硕士第一年，我曾间歇性失眠，那时我觉得失眠会伴随我一辈子。没想到后来去了倪凯那里，睡眠也随之得到改善，现在的博士楼更是一团死水，即使写稿过度，我也很少有失眠的毛病了。
硕士第二年，我曾经心率不齐，那时我觉得自己这辈子算是完了。等到彩超结果出来后，医生说屁事没有，于是我咖啡照喝，通宵照玩，麦朵照样忽悠，即使偶尔喘不上气，我也再也不觉得悸动了。
博士第一年，我发现一个病，我相信它一定是我终身的痛苦。现在我只要连续写作一个月，准保开始腰疼，请相信一个成年男人的判断力，我分得清腰椎和肾虚的区别。
于是我咨询了排骨哥，姜蕾姐，以及其他媒体从业人员。得到了以下三点建议：
一、可以倒着走，以缓解腰疼。
二、可以在地上爬，以缓解腰疼。
三、可以游泳，以缓解腰疼。
我决定选择第三条。否则，这将是折磨我一生的毛病。
10月15日 最近的忧愁 有时，我会为过去惆怅，于是迫不及待地望向未来，可未来是不确定的，在这样的迷茫中，焦虑便开始展开。我总在想，未来会以何种姿态呈现在我的面前，尤其是当自己看到那些不可逾越的前辈时，一种绝望便充斥着心灵。
焦虑和绝望，是意料之中的魔鬼，可我最近发现，我更惧怕孤独。在过去的几周里，我开始不断地寻找温暖，有时候，你知道灵魂将栖于何处，可归宿却不是家园。
远方或乡愁，独上高楼，望尽天涯路。
10月7日 传统中国，遍地是馍 总结一下陕西之行。
刚出了火车站，黑压压的城墙，黑压压的天，我兴奋无比，觉得自己终于看到了传统中国。这传统中国有两个特点：一是人多，二是商品意识差，我觉得关中人民深得此二者之精要。
此后，我奔赴周至，参观青化乡跑窝村的天主教堂。一路上教堂无数，没想到洋鬼子在中国腹地有这样的势力。在周至的第一个晚上，俺吃了烤肉，泡馍，进而高潮迭起，兴奋无比，但在随后的七天里，我逐渐为泡馍而抓狂。
在韩城，吃了碗羊肉荞面饸饹，以前听一个诗人说，荞面里一定要放芹菜，这样才有乡土气。我看这陕西的荞面饸饹，就刚好放的是芹菜，可羊肉汤实在膻的要死，熏得我再次想起“传统中国”。
某日在西安，漫步于高新区中，周围高楼林立，地价便宜，我觉得自己应该在西安置处房产，应该是笔不错的投资。可第二天，由于郊外农民烧稻杆，整个西安城遮天蔽日，浓烟笼罩，我的眼睛始终是红红的，边走边流泪，于是也绝了置业的念头。
这次来西安，吃了水盆羊肉和biangbiang面，至此，我觉得自己的小吃清单算是圆满了。看着关中人民每天早上那硕大一碗面条，我不由得触目惊心，感慨不已。记得在火车站等麦朵时，买了份南方周末，其头版是关于中国游客素质的大讨论，里面的论调当真如同放屁。这篇文章的作者把游客的低素质归于文化的劣根性，甚至动用文化人格理论，指出公德心的匮乏与幼时的排便训练有关。这种观点不由得让人狂汗，按照它的逻辑，西部大开发要想成功，一定得从改变西部人民的早餐入手。
早在一个月前，为了响应国家号召，俺为中青报写了篇评论，虽然没人注意，但也算作这场大讨论的序幕。但在一个月后，我发现这场大讨论有转变为“文化运动”之嫌。我最讨厌一帮无耻之徒，动辄把“国民性”挂在嘴边，南周的那篇报到完全是丧权辱国的嘴脸，其言论就注定了它的卑下与无知。
又一日在西安，跑到文化宫看了场《夜宴》，我觉得冯小刚也是个丧权辱国的好手，丫那电影，着实让我抓狂。其实你弄点莎士比亚的翻版，都是我可以接受的，张艺谋的电影我就挺喜欢，西方骨中国皮，确实是这个时代的潮流。
但我以为，这样的东西必须适可而止，必须要讲个底线，他那段棍刑的片段就着实让我难受，在我看来，这完全是赤裸裸地卖身。一个东方的女子，即使卖身，也要讲究些脱衣的技巧，你把最隐私的地方活生生暴露出来，没准连老外也消受不了。
9月15日 许飞走了 许飞走了，如我所料到的那样，当她以一个鞠躬作为告别时，我也失去了我的偶像。
我不知道该怎样言述当时的心情，眼泪划过，心情激荡，一个没有偶像的人，注定是可怜的。
在今早的课堂上，我再次表达了对超女的欣赏，我认为每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，都必须对大众文化投去敬意的目光。就在不久前，父母换了个大些的电视，看着他们每晚在电视前的平静与幸福，我觉得自己，才是可怜的。
我没有偶像，所以是可怜的，我把许飞当成领袖式的人物，就是因为她举手投足的每个细节，都足以让我倾倒。其实一直以来，我都幻想着有一天，能把自己交付给领袖，我相信那一定是很幸福的感觉，因为纯粹的自由，总是可怕的。
正是这样，我无比敬重大众文化，它是普通人的宗教，因而是伟大的。虽然在很多时候，你很难避开宗派主义的陷阱，但我仍然会坚持，同自己所认定的精英意识对抗到底。
9月8日 关于阎云翔的讲座 这周正看书呢，忽然听说阎云翔在民大做讲座，俺平日里少有听讲座的习惯，但仍然大老远的跑过去，只为一种朝圣般的心情。
记得在藏区和燕海鸣同学胡侃时，我就时刻念叨着列文森奖，俺认为这就是中国学者所能得到的最高荣誉，由于语言等因素，我们不可能有那种博学式的大师。正是这样，俺是把阎云翔当偶像来崇拜的，他是第一个获此殊荣的华人学者，不管以后怎样，他都是第一个。
俺在讲座上还问了个问题，激动了半天，晚上好久没睡着觉，琢磨着我这个问题入不入流。周末回家，没事搜阎云翔的名字，没想到在北大的一个网站上，俺赫然发现俺竟然和大师同列。
我靠，我当时就研究怎么抓图，把它弄下来留个纪念。
8月31日 关于阿加西 我只是在中学时，短暂的看过网球，那是个桑普拉斯与阿加西争辉的年代，毫无疑问，前者要更强一些。我和燕海鸣都是阿加西的fans，自然看不上桑普拉斯，但在我印象中，阿加西赢他一次总是费劲心力，而他的胜利，则看似轻车熟路、水到渠成。
那时的阿加西，已经成熟了。昨天在体坛上看到这样一段文字，很喜欢，大意如下：
“阿加西比别的人都晚成熟，但正是这样，他的网球青春也最长；他在后来如此努力，无非是想追回过去所耽误的时光；现在的他，无比厌恶过去的自己，但在回首往事时，也理解了他为什么会是那个样子。”
我觉得现在的我，同样是这种状态
8月29日 关于篓篓 昨晚就想写东西，但晚了，已经答应过麦朵要早睡，所以改在今天。记得上线时，看见篓篓的msn里提到了阿里，还没来得及打招呼她就下了，于是牵出这所有的思绪。
在甘孜时，燕说他点过我所有的链接，他本以为我的朋友里应该有不少摄影的，画画的，但没想到都是学校里的朋友。今天和皮埃尔聊天时，他也提到了类似的问题，他觉得我对艺术这个圈子怀有排斥感，对于此，我没有任何的辩解。
实际上，除了偶尔的心动，我从未想过会成为一名摄影师。我对拍照的唯一追求是：当稿费稳定在三千时，再加上平时的工资，我至少不会清贫。如果真想成为一名学者，我肯定需要经济上的支持，这些年来，我对旅行充满了感恩，就是因为它提供了如此的可能。
因此，就像皮埃尔所说，我是用脑子思考的，而不是心，所以在本质上讲，我不会成为一名摄影师。他反复强调intellect这个词，在读韦伯时，我理解了它的确切含义。
正是由这里，我联想到了篓篓，她身上的很多气质，都是我十分欣赏的东西。我喜欢她的好强，也看重她的倔强，篓篓的理想主义带有一种很坚实的质地，与其他人相比，这实在是一种魅力。
她在理想之外，又有一种内敛的气质，每天都脚踏实地的努力，很少提及那些缥缈的东西。有很多人，包括我在内，都喜欢描绘那个本不存在的乌托邦，这样的方式是一种舒缓，可以弥合与现实的距离。正是这样，我很佩服那些隐忍的心灵，比起不断呻吟来，那种沉默，确实是更大的勇气。
我相信篓篓的未来，肯定是美好的，她足够聪明，也足够细心，当漂亮的女孩有如此心智时，她肯定会得到眷顾。但在过去几年，我理解到人生的局限，那段痛苦不堪的日子，曾把我彻底抛入谷底。比起很多人，我觉得自己对宿命这类东西有着更敏感的觉察，这种觉察是病态的，却孕育着无穷的动力。记得在佛学院时，我就建立起对“宇宙”的笃信，当你意识到自身的局限时，与此伴生的，反而是重生的契机。
我不懂哲学，却有着自己的尼采，我总在想，他的自杀，究竟是失败抑或胜利？在尼采看来，他是胜利的，他的死是对尊严的最后肯定，在生命结束时，至少是自由的。但在更多人看来，尼采是个失败者：这难免会让人悲观，即使强如尼采，也未能实现对宿命的抗衡。
但在佛学院时，我领悟到了折衷的魅力，或许很多人，都尝试着去平衡两极。我很欣赏日本的武士，就是因为他们在剖腹时，体现出这种智慧：这些人的自杀是尼采式的，却又联结于神圣的“国格”，在自我与自我之外，他们找到了很好的平衡。
对于执著的人，我始终是审慎的，他们像一团火，有时太过炙热。记得在《浪客剑心》里，有个武功极高的剑客，他的功力随着体温的升高而升高，结果在战斗中，最终死于自焚。虽然在理论上讲，他的强大是无止境的，但越坚硬的东西就越脆弱，在很多时候，确实是这个道理。
8月17日 李皆乐 今年的超女，我先开始是没怎么看的，以至于初见历娜时，有点惊艳的感觉。后来在四川旅行时，反而把每周五的转播一场不拉的看下来，我转而支持谭维维，觉得比起那些小女孩，她还是鹤立鸡群的。
再到后来，看到李皆乐，我一下子就喜欢她了，虽然唱的不算好，但她确实有种不落尘俗的感觉。我很喜欢她的名字，今天上网搜索，才知道是后来改过的，否则的话，她的父母一定同样富于幻想，“皆乐”，确实是很好很好的名字。
今天背GRE，a开头的，我好像背过不少遍了，但还是觉得有些单词长的确实像。改天我挑几个上来，今天有点晚了。
这次在四川拍的照片，自己还是很喜欢的，无论是印经院或是跳神，都应该是我拍过的最好的组照。其中有几张，我看了竟有些感动，已经很久没有这样的感觉了，看来我成功的把自己从衰老中拽回一步。
其实没有什么可说的，只是不想睡。
8月14日 关于志业 过去的两个月在四川，即使上网，网吧的条件也不足以打开这space，可未来的很多天里，我或许会习惯性地在此呻吟，因为我要学GRE了，在这之前，我得首先谈个问题。
关于“志业”的问题。
前不久在群里聊天，有朋友说我像神职人员，可以肯定的是，我在道德上是不优秀的，但在那一刻我想起了一种召唤，想起了所谓“天职”，它在英文里叫作calling，在德文里叫作beruf，我喜欢台湾学者的翻法，那是一种“志业”。
过去的两年，我听到了朋友们的报怨，他们不满于生活的平庸，不喜欢自己的工作。我知道在离开校园的那一刻，人生必将经历阵痛性的转折，然后在或长或短的时间里，我们完成了对生活的重建。
记得上学期和cat讲，人生一世，始终生活在矛盾之中，她说她理解，只要我讲的和她所体会的是同一种东西。我知道我们说的肯定是同一种感受，但或许来源于不同的世界，毕竟我还在校园里，而我的朋友们，已经走出了这个圈子。
但后来我发现，我弄错了两者间的关系，学校内外并没有多少区别，读书也是一种职业。在某种程度上讲，这职业甚至要更危险，因为它面临着最终的考核，如果在博士毕业时无法找到合适的教职，我只能被淘汰出学术的链条。
这个夏天，我开始厘清了一些思路，也终于懂得了，什么叫作志业。
在这个冰冷的时代，专业的分工已经把世界切割得支离破碎，但对于每个个体，我们亟需生活的意义。正是这种意义，赋予人们以存在的高贵，我们不再是机器上的某个螺丝钉，而是一个人，一个拥有宇宙的生灵。
这种矛盾集中在职业上，便是“专业化了的分工”与“理想的事业”间的矛盾，说的再玄妙些，便是破碎了的世界与完整的主体性间的矛盾。对于这一过程，你可以说是异化，可以说是去魅，总而言之，我们失落了精神的高贵，套用懒丫同学的签名档：“人们付出了的是生命，换来的是生计”。
正是这种距离，造成了内心的不安，我们必须要重整秩序，以获得灵魂的平静。最广泛的一种方式，是像韦伯那样在技术与价值间进行分梳－－工作是为了赚钱，有钱了再实现理想－－这的确是一种重整秩序的方式，人们通过分梳而达至统一。
第二种方式，是把“职业”导向“志业”，当你对自己所做的事情感到神圣时，便拥有了这种志业。这是一种宗教式的灵感，是对精神价值的重新发现，“精神”再不被降低到“理智”的层面，就好像面朝大海时，所感受到的愉悦气氛。与第一种方式相比，这是一种真正的统一，只要它还在轨道上，便拥有无止境的动力。但这种协调的感觉，或许是生命里的一处偶然，它有一种密传的宗教气质，因此无法言传。我们需要在某次旅行时，突然顿悟这种清明，但这样的清明还需要运气，否则在醒来时，只会面临更大的痛苦。
当然还有第三种方式，但它太激进，太前卫，以至于屡屡走向悲剧。在本质上讲，这是一种浪漫主义的东西，应该从属于私人的范畴，但它又呼唤着集体的品格，所以在现实中，不可避免地走向溃灭。与宗教相比，这种方式执著于自我，没有意识到个体的局限，它太洒脱了，以至于造成更多的波澜。对于这种方式，我始终无法认同－－虽然偶尔会为之热血沸腾－－这第三种方式，叫作革命。
至少在今天，我选择了第二种方式，把学术作为志业，我希望能沿着这条路走下去，只是不知道，未来是怎样的结果？在长时间的迷茫后，我觉得自己找到了最理想的职业，我希望在醒来时同样拥有运气，这已是我唯一的希冀。
为了提高，也为了有把握的教职，我必需去接受高水平的洗礼，所以在毕业前，我会完成自己的申请。我希望在准备充分时，能有机会去最好的大学，如果不能站在学术的中心，我宁愿选择放弃。
那时，我会选择第一种方式，挣钱，旅行；也可能是第三种方式，告诉自己直面欲望就是自由，但这实在是自欺欺人的幻象。
或许没有人，知道这个space名称的真正含义，这就是我的最后三年，要么继续，要么放弃。
7月10日 小丑与英雄
昨天磊磊找我，说体坛要写篇文章，评论此次世界杯无巨星。我说扯，这次的世界杯有三个为我所唾弃的丑星: C罗、马特拉齐、黄建翔。 C罗肯定会成为巨星，比起英超，西甲本就是个更适合他的联赛，只是希望他成名时，不要忘记爵爷对他的培养。 马特拉齐是个小丑，只是这个小丑和他的国家一样，总是有着莫名的运气。虽然有着辉煌的过去，但现代意大利只贡献了极权与无序，除了廉价的食品与妓女，法西斯和西西里是这个欧洲劣等民族的象征，其实就算比男人，他们也远不如西班牙。 黄建翔，上了外电也上了三联周刊的封面。他在体坛的连载都是“我最牛比，我说的都对”，他对人说“我的审美很固定，但我的情人不固定”，支持他的狗屁FANS写下了“无耻当如郑也夫”，因此，我再次对老男人报以无比的厌恶，他到现在都没分清，他不是名人，他只是央视的一条狗。 今晚在康定喝了些酒，突然在电视里看到齐祖的专题，他依旧是那样优雅，和金杯交错的那个瞬间，我竟感动得似要流泪。正是昨晚，我对他报以偶像式的崇拜，中国媒体总把他塑造成“圣人”，但在加时赛的那一刻，他完成了向“英雄”的回归。 我更崇拜英雄，诚如韦伯所言，只有在其不美时方为美，在其不善时方为善，在其不真时方为真，在我心底，只想为英雄喝彩。对于英雄的弱点，我幻想着报以同情的理解，我们应该不顾及后果，采取一种心志伦理，在无休止的对信仰的斗争与捍卫中，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价值中立。 也许有人说，小丑也有价值，那正是这个世界的悲剧所在：人们自以为中立，实则放弃了价值。
6月11日 行走与乌托邦18岁那年，我第一次背起行囊，踏上远去的旅途。那时自己从北京出发，一路向西，最终在两个月后，来到了川藏交界的金沙江畔。在随后的很多年里，我都怀念那个夏天的经历，不知道是怎样的力量推动着我，让我完成了这初次的旅行。
现在想来，那时在脑海里，似乎只有“一路向西”的信念，这种信念如召唤般，虽无以寄托，却反倒是最本质的推动力。在那时的我看来，“远方”是一种意像，它没有具体的终点，只能以对自身的背离为方向。实际上，这种旅行是没有目标的，不知以何处作为归途，但或许也只有这样，人们才能执著地、不知疲倦地走着——把现实中的自我，不断地抛到身后。
当凯鲁亚克为西方的年轻人所推崇时，这位嬉皮士始终把“去远方”，当作自身的志业所在。对于旅行者而言，“远方”的存在本身就具有魔力，它是一座花园，闪动着灵性的光辉。无论何时，“远方之地”看上去总是美好而遥远，在某种程度上讲，它们是想象中的乌托邦。
“乌托邦”来源于希腊文，它所意指的是一个完美无缺的理想世界，这样的世界是缥缈的，注定不可能实现。当我们为现实中的生活所遗憾时，作为现实的对立物，它存在于遥远的彼岸。因此乌托邦之于人们，一定是不同于以往的体验，只有在远方的盛景里，我们才能找到想像中的世外桃源。
曾经在很长一段时间里，城市生活和宏大主题，就是我们想像中的乌托邦：我们在不少电影里看到，年轻人怀揣着梦想来到都市，试图在大舞台上实现社会所赋予的价值。当留学热潮兴起时，这种乌托邦式的意涵又转化为对海外情调的憧憬，西方式的西方，便成为了很多人所希冀的符号。
但是今天，当中国社会在更加现代的意义上融入世界的步伐后，我们看到了一种新的情怀：这是对精神力量的重新发现，它讲述着更加人文化的命题。我们正置身于一个全球化的环境里，都市魅力和西方式的生活，早已无法像过去那样孕育出异己的内涵。每个现代人都需要转过身来，向古老而多元的文明投去敬意的目光，因为那里，是我们人类所共有的乌托邦。
正是这样，越来越多的旅行者，开始游走于乡土的怀抱，他们希望在没有被现代文明沾染过的群落里，找到生命原初时的质地。在当今的价值里，我们开始反复咏叹那些乡土气息，它有着纯白的“质性美”，雪莱就曾以此为题，写下了不朽的长诗。
这种感觉，有点像乡村音乐所营造的精神内核，在西弗吉尼亚的土地上，约翰·丹佛曾高唱道：乡村路，带我回家。在最近一期的《读书》上，吕新雨则这样评价以西藏为题材的记录片：西藏作为远方的象征和不同于现代文明的异质性，它寄托着对乌托邦的找寻。
6月1日 六一的短信今天六一，向懒丫同学发出贺电，因为她比较有过节的需要。
还记得麦朵同学的一条短信，曾深深地打动过我，特摘录如下：
“还记得大三那年，第一次看到唐古拉山，看到拉萨，天那么蓝，云那么白，那时我一直笑，希望一辈子都只有那么大。”
昨晚，燕海鸣同学在定县发来短信，说自己在村中的京剧声里读书，忽然觉得传统、乡土、祖先、理性等符号在时空中发生聚合，他进而认为，“学术即是乡愁”。
我们每个人，都应该努力寻找心中的那个乌托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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